參考消息網8月9日報道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8月3日刊登題為《通脹危機并未結束》的文章，作者是阿根廷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布萊赫爾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問教授皮羅什卡·納吉·莫哈奇，全文摘編如下：
經歷一年多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后，美國和全球各地的通脹終于開始轉向下行。謹慎的慶祝是得體的做法：貨幣政策是可以達到效果的，各國央行在拋棄通脹是“暫時性”的謊話后有效地進行了應對，維護了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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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標準宏觀經濟模型的預測相反，盡管美聯儲將其政策利率提高到22年來的最高水平，但持續的通縮過程并沒有引發重大的產值損失或大規模失業。除了某些自身政策的失誤導致幾家美國銀行破產外，通縮迄今為止相對一直較輕。
此外，新興市場在抗擊通脹方面走在了前列，比美聯儲和其他主要央行提前近一年實施了貨幣緊縮政策，并成功規避了在美聯儲以往緊縮周期中讓新興市場焦頭爛額的金融壓力。
但全球經濟仍沒有走出困境。盡管最近的數據令人鼓舞，但降低通脹只是疫情結束后經濟復蘇過程的一部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趨勢是否會持續下去。
危機并非疫情所致
可以確信的是，忽視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將導致政策錯誤。與普遍看法相反，今日之通脹危機要追溯到更深層次的原因，絕非新冠疫情所致。盡管通脹的急升和隨后的利率上調經常被歸因于為了應對疫情而采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是這些財政和貨幣政策引發了需求過剩，但這些措施只是加劇了原有的結構失衡而已。這種結構失衡是2008至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政策回應造成的。
自2008年以來，各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大了兩倍以上，長達十年的量化寬松政策導致了強勁的貨幣增長，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債券購買熱潮。即使在新興市場，各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在疫情期間也大幅度擴張。
雖然這些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在緩解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危機的最壞影響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它們也制造了巨大的宏觀經濟不平衡，如貨幣供應激增和銀行準備金過剩。這進一步刺激了巨大的冒險沖動，助推了公共和私人債務走高，吹大了投機性資產泡沫，并使資源配置偏向短期收益而遠離實體投資。正如我們之前所指出的，以“不惜一切代價”為時代特征的直接和間接救助措施導致形成巨大的道德風險。
錯失量化緊縮機會
當前的通脹問題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與疫情相關的供應鏈中斷、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全面攻擊、美中之間日益升級的爭斗以及產業政策中所體現的經濟民族主義。通過迅速收緊貨幣政策以控制通脹，央行可能使其中一些問題更加難辦，引發銀行危機，甚至可能導致經濟衰退。它們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如何壓縮龐大的資產負債表并解決相關的不當誘因問題，這一事實讓形勢更加復雜。
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這十年里，各國央行錯失了進行大規模量化緊縮的機會。當硅谷銀行在3月份倒閉并有可能引發一場銀行危機時，美聯儲通過實施一輪量化寬松政策進行干預，實際上把此前已經啟動的縮表規模的三分之二又擴表了回去。
此外，美國政府還介入并為受影響銀行的所有存款提供擔保，不論其地位和規模如何，為未來的救助措施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在歐洲，盡管整體貨幣政策收緊，但歐洲央行繼續通過傳導保護工具開展次級量化寬松政策，即購買意大利等風險較高的歐元區主權債券。
某些問題仍在惡化
盡管通脹下行和剛剛露頭的銀行危機得到遏制讓人們松了一口氣，但世界主要經濟體仍在盡力解決扭曲的激勵機制和遺留下來的巨大不平衡，其中一些問題仍在惡化。
政府進一步介入經濟，這樣的強大政治壓力使得這些因素變得更加棘手。在一些發達經濟體中，政府應對新冠疫情危機的措施——包括政府劃撥的資金、通過中央銀行提供的補貼和許多監管豁免——引發社會要求政府加大干預和建立更大政府。
在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政治家的推動下，政府進一步介入經濟的做法也提高了對額外的公共支持和救助的期望值。
民粹主義政府、經濟民族主義、奉行干預主義的央行和寡頭壟斷市場的融合可能會破壞創業型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在整個發達國家世界開創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新時代。
考慮到民粹主義政府不愿意提高稅收，財政赤字和相關的通脹壓力很可能會持續存在。在更加追逐風險、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面臨不確定的時代，任何慶祝在抗擊通脹方面取得進展的活動都必須謹慎。前方仍然任重道遠。
